目前,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日益强烈。本文在论述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着重谈谈如何警惕和遏制高校校长全能化的倾向,希望能够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有所启示。
关键词梅贻琦高校校长全能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随着高等院校的不断增多,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进而使得高等教育在许多旧有矛盾尚未能够解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许多全新的问题。例如大学官本位色彩越来越浓,文科计划学术特征明显,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之风蔓延,等等。毫无疑问,教育的出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自由与分权是关键。因此,改变由政府部门包揽一切、落实高校自主权的呼声日益强烈。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高等院校校长职业化的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所谓的“职业”,一般是指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生活来源的工作,换句话说,指的就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所谓的“校长职业化”,指的也就是由职务校长转变成为职业校长。由于目前中国高等学校校长的权力、职责都存在若干模糊之处,因而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如何界定校长职业化的内涵、外延存在着许多的争议。2008年1月,我曾向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在福建省属高等院校推行校长职业化试点的建议》,当时在社会上也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反响。
在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梅贻琦作为其中一位杰出的高等教育家,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占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他在高等教育上的突出贡献,恰恰又是与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为此,本文拟在操作层面上,通过论述梅贻琦在高等教育实践上的主特征,进而分析如何警惕和遏制当前中国高校校长全能化的倾向,希望能够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有所启示。

梅贻琦出生于1889年12月,是1909年清华第一届留美学生。他于1915年学成归国返回清华,历任教员、教授、教务长、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12月,在清华大学最为艰难的时候,梅贻琦出任校长。他带领清华师生通过不懈的努力,不仅让30年代的清华进入了黄金时代,而且创造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使得清华迅速地跃升为世界一流名校。海外有人因此赞为“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也就是说清华仅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高校一千年的历程。1948年12月,在中国政局即将出现巨大变化之际,梅贻琦离开了北平,以后寓居美国七年。1955年11月,他前往台湾定居,用清华基金在新竹创办了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一般称为“复校”)。1962年5月,梅贻琦不幸病逝。他的遗体被破例安葬在台湾新竹清华校园之内,与清华彻底融为一体,成为清华精神的象征。
梅贻琦终身服务于清华。在老清华人的心目中,他就是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作为高等教育学家的梅贻琦,主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梅贻琦都很有声望,很有感召力。他平时谦逊、廉洁、节俭,沉默寡言,善于协调与沟通,主张无为而治,常说“吾从众”。在清华大学,校长、教授会、评议会,各自职权在校章中都明确规定,按章程办事即可。教授会决定学校教学方面的事项,评议会是教授会的常设机构,掌握学校行政、财务、人事和立法大权,而校长的职权,则在于统辖全校的事务工作。
第二,梅贻琦主攻电机工程专业,具有理工科的学术背景。但是他在担任校长以后,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专心致志地从事管理工作。除了《大学一解》那篇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论文之外,几乎没有发表过电机工程方面的专业论文。
第三,梅贻琦十分了解当时中国高等学校运转的基本规则。他的一生,就是为清华服务的一生。他是一个职业校长,专干一个职业,专干一个事业,干得专心致志、十分投入,从来不把校长职务当成升官发财的捷径。
第四,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学家,梅贻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他的教育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大学一解》中。该文发表于1941年4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术名篇。黄延复在《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曾经用专门的篇幅论述梅贻琦的教育思想,说明其中主是由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三个部分所组成。他认为办大学的目的,一是为了研究学术,二是为了造就人才。因此,梅贻琦特别重视教师在培养高素质人才中的主导作用,所以“大师论”就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他在清华校长就职演说时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成为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
上述四条,实际上可以拿来作为如今中国高等学校校长称职与否的重参考。我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高等学校校长,主参照的应当是前面具有普遍性的三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的高等学校校长,主应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当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和感召力;第二,具有相当的学术背景,取得过一定的学术成就;第三,熟悉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了解高等教育运行的基本规则。至于第四条,即形成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则是一个高标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针对的是将高等学校校长与高等教育学家两种身份合二而一的部分人。其实,高等学校校长并不都需具有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理论思想,而实际上也绝不可能会出现很多独特的高等教育理论思想,因为绝大多数的高等教育理论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国际性。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各个高等院校中,校级领导绝大多数都是由所谓的专家学者担任,他们几乎都有教授或者研究员之类的职称,至少在中国国内相关领域或者相关学术圈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许多重点大学的校长甚至由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出任。不可否认,尽管他们当中水平差别较大,其中少数人名不副实,甚至是先有行政权力再有学术地位,但多数人至少是在中国国内比较而言,仍然称得上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也有着较高的管理水平,从而将这两种角色有机地合二而一,成了副部级或正厅级干部、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三种身份的统一体。
但是,这样一种双重身分的模式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主的问题有以下四点。
第一,我们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管理水平与学术水平混为一谈,想当然地认为管理水平高的人,学术水平也一定就高。其实,管理水平与学术水平毕竟不是一回事,学术水平高并不意味着管理水平一定也高。
第二,学术研究者最重的是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因此知名学者往往个性较强,书生气较重。而管理者每天面对着既多且杂的行政事务工作,最为需的是理解、平衡、沟通及协调的高超技巧与杰出才能。
第三,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双重身份的管理者管理水平都很高,但是在上任以后既搞管理,又搞教学,还做研究,千头万绪,经常搞得筋疲力尽、顾此失彼,结果很可能是哪一项都没有弄好,因为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毕竟是十分有限的。
第四,由于现阶段中国社会官本位的色彩一直很浓,高等院校的校领导们很容易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为自己所在的学科谋取学术资源,甚至为自己谋取各种各样的学术私利,造成学校内部资源分配上的一些矛盾冲突。在目前的中国高校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普遍现象,就是哪一个学科拥有现职的校领导,哪一个学科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从而导致在大学中的两大角色即教师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在国际上谈到大学教育的主特点,一般归纳为两点,一是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自己的生命;二是为了生活而非为了求职。所以,在发达国家中,高等学校校长大多数是职业的。像美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高校校长是学者出身,其他都是有声望的纯粹管理者。即使是学者出身的高校校长,在职期间也必须停止一切教学任务和科研计划,做一个职业的校长,专心致志地做好管理工作。毫无疑问,学者出身的校领导在卸任以后,可以重回教学科研工作的第一线。以此作为标准,结合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现实情况与主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高校去行政化的角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提出若干限制与规范高校校长权力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校长的确是学校的一个品牌,学术成就与管理经验兼而有之的人当然是最理想的人选。如果做不到的话,除了第一流的教育学家之外,一般说来,在学术上处于第三流的学者担任校长最合适。因此,选择大学校长,最需考虑的是管理经验与社会名望。在高等学校中,最理想的搭配是,第一流的学者做科研,第二流的学者搞教学,第三流的学者从事管理工作。当然,我们不能矫枉过正,因为既没有学术背景又没有社会声望的非学者出身的人,不熟悉学校的内外环境,不熟悉教学科研工作的特征与规律,对内对外都没有起码的影响力、感召力及凝聚力,是完全不合适担任校长的。
第二,校长在职期间,必须放弃自己所有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除了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从事若干高等教育的专题研究之外,不应再做其他的学术工作。这是担任高校校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基本杜绝对学校教学与科研不恰当的干预和影响,特别是可以避免以权谋私的嫌疑。与此同时,建立起规范的校长任期制度,不能上不能下,更不能搞校长终身制,而且应当逐步地与官本位脱钩。学校不应成为官府衙门。在高等院校中,教授治校,学生治学,学术至上。校长的定位应当明确,那就是为教师与学生服务的职业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有级别的行政官员。
第三,评价校长的工作,应当有一套公认的具体标准。校长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有具体的工作内容与职权范围。另外,随着经费来源的逐步多样化,像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一样,筹措办学的资金,将成为校长最为重的一项任务。募集到的经费多少,是衡量校长工作好坏的一个重指标。
当然,警惕和遏制高校校长的全能化,只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而已。更加重的在于尝试着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大学制度与校园文化,以促使中国的高等院校比较健康地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