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论文知识产权保护、R&D投入与企业绩效

 从中国制造业企业规模、注册类型和行业类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R&D投入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且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限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较松时,R&D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当知识产权保护跨越某一门槛值时,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跳跃式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类“弱势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同样有很大的需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必须尽快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健全技术成果市场转化机制。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R&D投入;企业绩效;中国制造业;门限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4769(217)4-56-7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6A7924);河南省软科学项目(15244118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U1447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RK3);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215BSJJ78)    作者简介郑玉,郑州轻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河南郑州4566。    一、引言    十八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将发展基点置于创新。事实上,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条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弱化道德风险,从而可为技术创新供激励机制1(吴超鹏、唐菂,216)。关于中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问题目前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已经超越承受范围,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为我国创新政策的制定供参考依据。    从文献检索结果看,目前相关研究主从跨国比较视角开展,比如,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FDI2(Du et al.,28)、GDP增长率3(Gould&Gruben,1996),以及企业创新的影响4(Chen&Puttitanun,25)。也有文献开始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5(史宇鹏、顾全林,213;Ang et al.,214)。分析现有研究文献,主存在以下不足①尚未有文献使用中国微观数据,系统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企业R&D投入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②缺乏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R&D投入的内生新动力框架的研究,而且从事后效率角度探寻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鉴于此,本文希冀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一些努力第一,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系统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规模、不同注册类型以及不同行业等异质性企业R&D投入的影响;第二,进一步从事后效率角度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    二、知识产权对R&D投入的激励机制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一)知识产权的垄斷权利    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正外部性特征,模仿者的“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的将是知识的生产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而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的激励机制之一。参考图1,对产品创新中知识产权的激励原理的理解,可以通过假设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都是线性的,且创新者发明的某种新产品能够以不变的边际成本进行生产,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搭便车”行为将导致市场不断出现相似替代品,由于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所有产品都将以等于边际成本的价格PC销售,此时将产生APCC的消费者剩余,而创新者的研发费用得不到补偿,创新者必然会预见性地放弃研发投资,消费者剩余不复存在。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使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垄断价格PM出售新产品,从而获得一定的创新激励以补偿研发投资成本是必的。在图1中,拥有以垄断价格PM出售产品的权利可使创新者获得PMPCBM的垄断收益。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部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发明者的垄断利润,同时也产生MBC的福利损失。与没有新发明的情况相比,社会净福利等于剩下的消费者剩余APMM加上创新者的垄断利润PMPCBM。所以,知识产权通过赋予创新者一定的垄断权利以激励创新是必的,正如Schumpeter(1942)在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的开创性研究中所论述的“引导创新就必须接受垄断这种必不可少的‘罪恶’”。6    (二)R&D投入中的“市场失灵”与知识产权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企业存在的目的在于追逐利润。那么,在完全竞争市场状态下,瓦尔拉斯均衡结果是市场出清,任何企业难以获得利润。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于强调技术和制度的动态变化可以打破市场出清状态,打破瓦尔拉斯均衡,进而使一部分企业可以得到正的利润,以激励企业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然而知识产品和其他公共物品一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知识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其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从而难以弥补创新成本,这种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的正外部性活动虽然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高,但却严重地挫伤了创新者获取利润的能力,打击了创新者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影响了创新者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热情,从而使知识产品的实际供给量低于社会求的最优需求量。对于知识产品而言,自由市场自发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并非最优,而是处于市场失灵状态。    知识产权保护正是根植于对市场失灵的调节,通过保障创新者在一定时期拥有排他性的财产权利,激发创新者的创新热情,其直接表现便是促进企业的R&D投入7(许春明、单晓光,26;Kanwar&Evenson,23),从而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会形成零利润均衡,自利的市场主体失去激励将资源投入免费使用的创新活动中;进一步的,由于资本市场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歧视性行为,异质性企业将面临不同的资金成本。可以合理推测,那些资金成本相对较高或较难获得贷款的融资约束型企业(比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性会较高,因为唯有在知识产权保护下创新的独占收益能够超额弥补融资成本,从而激发他们进行R&D投入的积极性。另外,知识产权保护对R&D投入的影响也会因企业技术特征不同而不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R&D投入对知识产权保护有更大的需求。 (三)知识产权保护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门槛效应    科技创新是一个动态过程,R&D投入是科技创新的起点,是产生新技术或新产品的基础。因此,R&D投入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占有及其重的地位。创新激励的内核逻辑在于,市场主体在产业技术机会的诱导下,竞相走上研究与开发之路,并试图通过创新获得超额利润。利润一直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反馈到企业的R&D投入阶段,将增强或减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动力,并直接影响下一步创新的投入决策。这个过程是企业创新系统最重的循环路径,也是创新体系的内核,然而该内核的循环和运转不是自成体系的,而是不断地受到内、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如图2所示。其中,最重的外部环境包括社会信用环境、创新支持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等。中国台湾新竹、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等著名科技园区的发展史无不证明了外部环境在支持和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重意义。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主的外部“软环境”之一,也被作为外生变量引入了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这不仅直接影响产业中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成本与成功概率,而且作为重的门槛变量,调节了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体而言,如果R&D投入形成的创新成果得不到较好的保护,以至于被侵权,甚至难以回收投资成本,这将导致对企业绩效直接产生负面的影响。反之,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越某一门槛值后,R&D投入将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原理是在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创新成果被侵权的概率较小,R&D投入带来的结果是较高的专利授权费收益和较高的新产品垄断利润。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变量处理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析出制造业企业作为分析对象,选取25-27年三年的数据作为主样本。①对于该数据库中存在的问题,首先,笔者按照聂辉华等(212)的方法进行处理;8其次,根据本文的变量特点,进一步删除异常观测值,并对主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winsor处理。    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这些指标从不同方面展示了样本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包括各变量名称、变量含义、计算方法、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模型中各变量的下标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RD_sales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研发投资密度。iprit是本文主的解释变量,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当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时,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R&D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从公司规模大小、注册类型、行业类型等方面分别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探究知识产权保护是如何通过克服企业面临的外部性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影响公司R&D投入的。其他变量表示理论上可能影响企业R&D投入的控制变量,其中d和year分别控制不可观测的区域固定效应和年度间差异。uit表示残差项。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大于等于的连续变量,也即存在左端截失问题,因此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    为了进一步讨论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本文选择Hansen面板门限模型进行检验,并假设存在单个门槛,设定单门限模型    rosit=μi+θxit+β1RD_salesitI(iprit≤γ)+β2RD_salesitI(iprit>γ)+εit(2)    被解释变量rosit表示企业绩效,其他符号同模型(1)。由于研发投资密度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法,借鉴Fisman和Svensson(27)的方法,将RD_salesit的年份-省份-行业平均值作为RD_salesit的工具变量。①xit表示理论上除解释变量RD_salesit以外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控制变量,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现金流、广告投入强度、人力资本、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出口份额、资本结构、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iprit为门槛变量,γ为特定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R&D投入    从规模类型来看,企业的规模越小,R&D投入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性越高。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研发活动需一定的资金支持,由于沉没成本和固定成本的存在,使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研发风险。另外,现有制度环境下的所有制歧视和政策障碍致使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高,限制了它们进行R&D投入的积极性。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保障R&D成果的商业化价值和对R&D成果的排他性占有,降低了金融机构对R&D項目进行评估时所感知的投资风险,从而有利于R&D项目的顺利开展(李后建、张宗益,214)。9    从注册类型②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民营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究其原因,可能因为国有企业虽然在研发资源禀赋上占有优势,但民营企业为了与国有企业竞争,并力图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会更加积极地参与自主研发。另外,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以后,依附“山寨”或“抄袭”的模式逐渐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如果不及时地加强自主研发和R&D投入,民营企业可能会在知识产权保护逐渐完善的制度环境中处于尴尬的境地。表2从规模类型、注册类型以及行业类型等异质性视角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比起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R&D投入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性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承担着较大的社会责任,如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研发能力等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R&D投入。此外,也说明内资企业很难从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那里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领先技术,因为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进行投资的目的似乎只是利用中国内地丰富的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而不是在中国内地进行R&D活动。    从行业类型来看,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密集型企业R&D投入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由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具有较多的研发活动,产品容易模仿,面临的模仿威胁也较高,为了避免“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内在需求;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竞争主依靠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所以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较小;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电力等,虽然也涉及较高的技术含量,但需相关配套设备和大量资金投入,技术被模仿的成本较高,因此,相比较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度较低。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比起劳动密集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R&D投入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有关结果参见表3。这一立足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结论与国外学者利用跨国数据得到的结论不谋而合。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下内部现金流、人力资本、企业年龄、人均资本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广告投入强度与企业的R&D投入显著正相关,且中、小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系数更大,说明自身知名度较低,而广告宣传能迅速升它們的知名度并促进其R&D投入。需注意的是,市场集中度对大型企业的R&D投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中小型企业的R&D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小企业如果拥有市场力量,的确能够促进R&D投入,但大企业则本身具备一定的市场力量,当其市场力量过大,尤其是当企业在行业中处于垄断者地位时,反而会弱化创新激励。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而且规模越小,规模扩张对R&D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出口份额的回归系数多为负值,这说明中国的出口企业主是代工(OEM)企业或者“三来一补”企业,较少涉及研发。进一步从企业的注册类型来看,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显著抑制企业R&D投入,而本土企业的出口能显著升R&D投入,相关结果参见表3。这可能因为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多是资源占有型,而本土企业通过出口可以从国外中间商和消费者那里获得直接的市场信息以帮助本土企业创新。表中资本结构的系数显著为负;d表示地区虚拟变量,其中d=1、2、3,分别表示东、中、西部地区;year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此外还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第一,由于学术界关于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衡量并没有形成统一方法,本文承袭胡立君和郑玉(214)的方法1,分别采用专利侵权结案率和法律保护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二,由于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因此进一步尝试使用了随机效应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支持前面得出的结论,限于篇幅,没有给出所有的计算结果,但是读者可以索取有关表格。    (二)进一步讨论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问题    对于弱化内生性问题本文基于处于同一省份和行业的企业可能在当地争夺市场,企业是否进行新产品研究开发需参考竞争对手的R&D活动情况,而竞争对手的自主研发投入不会对本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直接影响,本企业的相关因素也不会对竞争对手的研发投资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借鉴Fisman和Svensson(27)的方法11,采用RD_sales的年份-省份-行业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技术密集型企业是支撑和引领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组成部分。进一步讨论R&D投入对此类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十分必,如表4所示,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有两个门槛值,分别是2242和2877,两个门槛值将知识产权保护分成三个区间,在这三个区间内,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为-3875、78和356。这说明,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使R&D投入及科研成果不能较好地产业化,难以弥补创新成本,不但不能创造利润,甚至造成创新企业亏损;随着知识产权战略的崛起,其对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该结论与唐保庆等(214)的观点相同12,R&D投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效应有助于企业生产率的高。这表明,企业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R&D投入的强度,另一方面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密切关系。根据科斯理论,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过保障R&D成果的排他性占有而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进而高了创新活动效率(李后建和张宗益,214)。13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尚处于第二阶段并正在逐步向第三阶段过渡,知识产权保护诱发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或将潮涌般出现。    学术界关于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衡量目前没有形成统一方法,本文参照胡立君和郑玉(214)的方法14,分别采用专利侵权结案率和法律保护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果较为稳健。限于篇幅,没有给出所有的计算结果,但是读者可以索取有关表格。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缓解R&D投入中的“市场失灵”和作为门槛变量调节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入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研究发现从中国制造业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和行业类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R&D投入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的,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限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放松时,R&D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知识产权保护跨越某一门槛值时,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跳跃式增加。本文的实证结论如下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对R&D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近年来这种正向影响正在逐步加强。    第二,从企业规模和注册类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R&D投入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很大的需求。    第三,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限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较松时,R&D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知识产权保护跨越某一门槛值时,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跳跃式增加。    关于对策,本文重点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健全技术成果市场转化机制几方面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让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与传统观点不同,本文的结论说明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类“弱势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很大的需求,这个结论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不少高端海归人才热衷于回国创业,且在该领域越来越有所作为,关键技术和科研成果无疑是这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目前海归创新创业者面临着严重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让侵权者付出代价,对海归创业者而言真正是雪中送炭。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法对接”的信息共享平台,有效监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    第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搭建多渠道融资平台。在经济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减弱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积极地进行自主研发。另外,建立知识产权的评估和交易平台,完善知识产权质物流转制度,也有助于缓解初创企业最初一公里的融资问题。然而,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作为抑制研发积极性的主诱因,学术界和实践界一致认为,其自身信誉问题难辞其咎。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构建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通过良好的信誉制度促进重复博弈机制的生成是解决融资难的根本途径。  第三,建立产、学、研、资、政合作通道,健全技术成果市场转化机制。在政府主导下的协同创新体制中,科学家的知识创新瞄准前沿技术,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瞄准市场需求,科学家和企业家协同使创新成果既有高的科技含量又有好的市场前景。另外需指出的是,协同创新不只是产学研的协同,还需与出色的商业模式协同,以便将新技术推向市场,实现创新成果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吴超鹏,唐菂.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216(11)125-139.    2Du,J.,Lu,Y.,Tao,Z.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FDI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US Multinationals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8(36)412-429.    3Gould,D.M.,Gruben,W.C.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48)323-35.    4Chen,Y.,Puttitanun,T.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5(78)474-493.    5史宇鹏,顾全林.知识产权保护、异质性企业与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J. 金融研究,213(8)136-149; Ang, J. S., Cheng,

简论梅贻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典范作用

目前,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日益强烈。本文在论述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着重谈谈如何警惕和遏制高校校长全能化的倾向,希望能够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有所启示。 关键词梅贻琦高校校长全能化 一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随着高等院校的不断增多,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进而使得高等教育在许多旧有矛盾尚未能够解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许多全新的问题。例如大学官本位色彩越来越浓,文科计划学术特征明显,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之风蔓延,等等。毫无疑问,教育的出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自由与分权是关键。因此,改变由政府部门包揽一切、落实高校自主权的呼声日益强烈。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高等院校校长职业化的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所谓的“职业”,一般是指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生活来源的工作,换句话说,指的就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所谓的“校长职业化”,指的也就是由职务校长转变成为职业校长。由于目前中国高等学校校长的权力、职责都存在若干模糊之处,因而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如何界定校长职业化的内涵、外延存在着许多的争议。2008年1月,我曾向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在福建省属高等院校推行校长职业化试点的建议》,当时在社会上也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反响。 在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梅贻琦作为其中一位杰出的高等教育家,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占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他在高等教育上的突出贡献,恰恰又是与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为此,本文拟在操作层面上,通过论述梅贻琦在高等教育实践上的主特征,进而分析如何警惕和遏制当前中国高校校长全能化的倾向,希望能够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有所启示。 二 梅贻琦出生于1889年12月,是1909年清华第一届留美学生。他于1915年学成归国返回清华,历任教员、教授、教务长、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12月,在清华大学最为艰难的时候,梅贻琦出任校长。他带领清华师生通过不懈的努力,不仅让30年代的清华进入了黄金时代,而且创造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使得清华迅速地跃升为世界一流名校。海外有人因此赞为“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也就是说清华仅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高校一千年的历程。1948年12月,在中国政局即将出现巨大变化之际,梅贻琦离开了北平,以后寓居美国七年。1955年11月,他前往台湾定居,用清华基金在新竹创办了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一般称为“复校”)。1962年5月,梅贻琦不幸病逝。他的遗体被破例安葬在台湾新竹清华校园之内,与清华彻底融为一体,成为清华精神的象征。 梅贻琦终身服务于清华。在老清华人的心目中,他就是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作为高等教育学家的梅贻琦,主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梅贻琦都很有声望,很有感召力。他平时谦逊、廉洁、节俭,沉默寡言,善于协调与沟通,主张无为而治,常说“吾从众”。在清华大学,校长、教授会、评议会,各自职权在校章中都明确规定,按章程办事即可。教授会决定学校教学方面的事项,评议会是教授会的常设机构,掌握学校行政、财务、人事和立法大权,而校长的职权,则在于统辖全校的事务工作。 第二,梅贻琦主攻电机工程专业,具有理工科的学术背景。但是他在担任校长以后,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专心致志地从事管理工作。除了《大学一解》那篇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论文之外,几乎没有发表过电机工程方面的专业论文。 第三,梅贻琦十分了解当时中国高等学校运转的基本规则。他的一生,就是为清华服务的一生。他是一个职业校长,专干一个职业,专干一个事业,干得专心致志、十分投入,从来不把校长职务当成升官发财的捷径。 第四,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学家,梅贻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他的教育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大学一解》中。该文发表于1941年4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术名篇。黄延复在《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曾经用专门的篇幅论述梅贻琦的教育思想,说明其中主是由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三个部分所组成。他认为办大学的目的,一是为了研究学术,二是为了造就人才。因此,梅贻琦特别重视教师在培养高素质人才中的主导作用,所以“大师论”就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他在清华校长就职演说时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成为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 上述四条,实际上可以拿来作为如今中国高等学校校长称职与否的重参考。我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高等学校校长,主参照的应当是前面具有普遍性的三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的高等学校校长,主应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当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和感召力;第二,具有相当的学术背景,取得过一定的学术成就;第三,熟悉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了解高等教育运行的基本规则。至于第四条,即形成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则是一个高标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针对的是将高等学校校长与高等教育学家两种身份合二而一的部分人。其实,高等学校校长并不都需具有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理论思想,而实际上也绝不可能会出现很多独特的高等教育理论思想,因为绝大多数的高等教育理论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国际性。 三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各个高等院校中,校级领导绝大多数都是由所谓的专家学者担任,他们几乎都有教授或者研究员之类的职称,至少在中国国内相关领域或者相关学术圈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许多重点大学的校长甚至由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出任。不可否认,尽管他们当中水平差别较大,其中少数人名不副实,甚至是先有行政权力再有学术地位,但多数人至少是在中国国内比较而言,仍然称得上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也有着较高的管理水平,从而将这两种角色有机地合二而一,成了副部级或正厅级干部、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三种身份的统一体。 但是,这样一种双重身分的模式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主的问题有以下四点。 第一,我们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管理水平与学术水平混为一谈,想当然地认为管理水平高的人,学术水平也一定就高。其实,管理水平与学术水平毕竟不是一回事,学术水平高并不意味着管理水平一定也高。 第二,学术研究者最重的是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因此知名学者往往个性较强,书生气较重。而管理者每天面对着既多且杂的行政事务工作,最为需的是理解、平衡、沟通及协调的高超技巧与杰出才能。 第三,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双重身份的管理者管理水平都很高,但是在上任以后既搞管理,又搞教学,还做研究,千头万绪,经常搞得筋疲力尽、顾此失彼,结果很可能是哪一项都没有弄好,因为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毕竟是十分有限的。 第四,由于现阶段中国社会官本位的色彩一直很浓,高等院校的校领导们很容易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为自己所在的学科谋取学术资源,甚至为自己谋取各种各样的学术私利,造成学校内部资源分配上的一些矛盾冲突。在目前的中国高校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普遍现象,就是哪一个学科拥有现职的校领导,哪一个学科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从而导致在大学中的两大角色即教师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在国际上谈到大学教育的主特点,一般归纳为两点,一是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自己的生命;二是为了生活而非为了求职。所以,在发达国家中,高等学校校长大多数是职业的。像美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高校校长是学者出身,其他都是有声望的纯粹管理者。即使是学者出身的高校校长,在职期间也必须停止一切教学任务和科研计划,做一个职业的校长,专心致志地做好管理工作。毫无疑问,学者出身的校领导在卸任以后,可以重回教学科研工作的第一线。以此作为标准,结合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现实情况与主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高校去行政化的角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提出若干限制与规范高校校长权力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校长的确是学校的一个品牌,学术成就与管理经验兼而有之的人当然是最理想的人选。如果做不到的话,除了第一流的教育学家之外,一般说来,在学术上处于第三流的学者担任校长最合适。因此,选择大学校长,最需考虑的是管理经验与社会名望。在高等学校中,最理想的搭配是,第一流的学者做科研,第二流的学者搞教学,第三流的学者从事管理工作。当然,我们不能矫枉过正,因为既没有学术背景又没有社会声望的非学者出身的人,不熟悉学校的内外环境,不熟悉教学科研工作的特征与规律,对内对外都没有起码的影响力、感召力及凝聚力,是完全不合适担任校长的。 第二,校长在职期间,必须放弃自己所有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除了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从事若干高等教育的专题研究之外,不应再做其他的学术工作。这是担任高校校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基本杜绝对学校教学与科研不恰当的干预和影响,特别是可以避免以权谋私的嫌疑。与此同时,建立起规范的校长任期制度,不能上不能下,更不能搞校长终身制,而且应当逐步地与官本位脱钩。学校不应成为官府衙门。在高等院校中,教授治校,学生治学,学术至上。校长的定位应当明确,那就是为教师与学生服务的职业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有级别的行政官员。 第三,评价校长的工作,应当有一套公认的具体标准。校长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有具体的工作内容与职权范围。另外,随着经费来源的逐步多样化,像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一样,筹措办学的资金,将成为校长最为重的一项任务。募集到的经费多少,是衡量校长工作好坏的一个重指标。 当然,警惕和遏制高校校长的全能化,只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而已。更加重的在于尝试着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大学制度与校园文化,以促使中国的高等院校比较健康地运转起来。

课堂中的“数学味”和“生活味”

《数学课程标准》强调数学教学紧密联系学生的实际,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体验出发,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操作、实践、归纳、类比、思考、猜测、交流、反思等活动,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学会从数学角度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以发展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与愿望,体会数学的作用,从而学会学习,生动活泼地投入数学学习.下面,我就如何把生活引入数学课堂浅谈我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分享给同行的同时,更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与指正,进一步提高我的教育教学能力. 一、创设课堂的情景,情景生活化 所有数学知识的学习,都力求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他们熟悉或感兴趣的问题情景引入学习主题,并提供众多有趣而富有数学含义的问题,以展开数学情景探究,这将有助于展开数学与现实及其他学科的联系,突出“数学化”的过程.如在认识大数目时,为现实提供丰富的现实背景,使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获得感受和体验,让学生说出比较大的数的情境.可以有如下生活情景“估计一个操场大约能站多少人;一个剧院大约容纳多少人;看一段足球赛的录像,感受一个体育场有几万人,一万人大约有多少;如果一个班40人,一所学校20个班,全校学生在一起做早操多大的操场,一万人大约有多少个班?多少所学校?”这样一些具体的,与学生生活实际密切联系的活动,可以使学生对数,特别是对较大的数形成一个鲜明的表象,并且在遇到相似的情境时,在头脑中就会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物.再如我在进行“数轴”教学时,我又举了一个生活中数学探究例子“有一座三层楼房不幸起火,一位消防员搭梯子往三楼去抢救物品,当他爬到梯子正中间一级时,二楼的窗户喷出火来,他就往下退了三级,等到火过去了,他又爬上了七级,这时屋顶有两块砖掉下来,他又退二级,幸好没有打着他,他又爬了八级,这时他距离最高一层还有一级,问这梯子有几级?”其实数学教学中情景生活化的例子很多,如对立体图形的认识可结合生活中包装盒、魔方、漏斗、足球等实物,轴对称图形可以联系生活中动植物、建筑物、手工艺品等形态结构,相似图形可结合大小张中国地图等.”当然,课堂情景创设还有数学人文情景的创设,如“勾股定理”、“一元一次方程”、“赵州桥”等.这些情景的创设可以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情感,从而产生一种内驱力.总之数学的课堂情景创设应选取生活中熟悉的景与物、人与事、学习与生活的实际来教学,让学生有亲切感. 现代教学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恰当为学生创设学习知识的情景,能使学生自然获得知识和技能,并促进学生智能的发展.” 二、课堂设置问题,问题生活化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不断地向学生提出新的数学问题,为更深入的思维活动提供动力和规划方向,使数学思维活动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合适的问题情景成为诱发和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动力因素.那么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合适的问题情景主是问题情景的生活化,下面我从三方面来创设合适的数学问题的生活情景. (一)在关键点上创设问题的情景 课例“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如图“小明不慎将一块三角形模具打碎为两块,他是否可以只带其中的一块到商店去,就能配一块与原来一样的三角形模具呢?如果可以,带哪块去合适?为什么?” 在课例中教师通过给出实际问题“如果可以带一块去,带哪块去合适?为什么?能否用已学过的知识加以证明”,引出数学问题,也就是把生活问题数学化,这是问题的关键点. (二)在疑难点上创设问题的情景 课例“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 用多媒体展示11种正方体展开的图形,并提问学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展开图形?同时展开一个正方体图形至少剪几刀?在疑难点上创设情景,使学生产生了疑问.激发了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创设问题情景 课例“抽样方法的实际应用” “大家都知道,丢弃塑料袋是一种白色污染,现环保部门统计全国所有家庭一天内丢弃塑料袋的数目.环保部门把这个任务交给同学们,那么你将采用什么办法来完成?”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学生来说,原有知识是只会统计有限的、少量的数据,而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数目之大,使学生无从下手,从而引发学生探究“抽样方法”这一知识的欲望. 三、作业布置上,生活数学化 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作业布置上不仅有层次性,更改变以往的基础知识原型题目大量训练的方法,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让学生走进生活,把生活知识从数学的角度去体验、去分析.同时走进新课程,理解教学目标a.人人学“有用”的数学;b.人人掌握“必需”的数学;c.不同的人学不同的数学.这都求如今的教师在钻研好教材,授好课的同时,能在作业布置上,抓住初中生的心理特点(形象思维高于抽象思维)下工夫.让生活融入数学知识,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强化新课程的教学目标,如以下的例子 例1构成生物体的细胞是通过分裂繁殖的,一个细胞经过一次分裂成两个,第二次两个分裂成4个,问一个细胞经过几次分裂共生成128个细胞. 例2“十一”期间,某校由4位教师和若干名学生组成的旅行团,准备到某国家级旅游风景区旅游,甲旅行社的收费标准是如果买4张全票,则其余人按七折优惠;乙旅行社的收费标准是5人以上(含5人)可购团体票,旅游团体票按原价的八折优惠.这两家旅行社的全票价格均为每人300元.若有10名学生参加该旅行团,问选择哪家旅行社更省钱?当参加旅行团的学生人数为多少时,两旅行社收费一样? 例3“如图1所示是一个正方形场地的绿化方案(阴影部分为绿地)如果你是一个环境设计师,试在图2、图3、图4的正方形内画出三种不同的绿化方案的示意图,使它们的绿地面积(用阴影表示)与图1方案中的绿地面积相同. 像以上作业例子就非常贴近生活,学生很自然地成为故事的主角.而当学生成为问题情境中的一部分去从事相关的任务时,我们就能更清晰、更真实地知道学生的学习情况.将学生置于一个真实的解决问题的故事和事件中是设计和开发开放性任务的最简单的方法,而且在教学中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其积极思维的方法. 四、课外实践上,体验生活 数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莱登塔尔的“数学化”思想,他们认为“学校数学不是那些封闭的系统,而是作为一项人类活动的数学”.而课堂时间、空间又是一个有限单位,因此课外实践是学生认识数学的重手段,通过这一手段,学生体验“数学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用于生活”,情感将得到进一步的理解,深化.数学课外实践概括起来有以下类型数学调查,模型制作,数学实验,测量活动,数学小报制作,数学游戏等. 我设计了以下课外实践让学生体验生活. 1.以“同学们上网都做些什么?”为题,在班级作一次调查.调查时,设计一整套完整方案,根据方案展开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图像分析,根据图像,你有什么结论?有什么好建议更有利于同学们学习? 2.上“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课前,我让学生在家自行制作了正方体、长方体、圆柱、圆锥、三棱柱、四棱锥等模型,第二天上这个图形的“展开与折叠”的课,拿这些模型来学习它们的展开图形,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空间想象能力. 3.让学生回家观察瓷砖铺设样式,并把其勾画出来,求学生做好几张正三角形、正方形、正五边形、正六边形、菱形纸片第二天带到课堂上来,进行“多边形镶嵌”活动探究.因为有学生课外实践观察、模型制作在前,所以这堂课我上的是较成功的.同时利用“多边形镶嵌”的知识进行模拟“瓷砖的铺设”实践活动,活动后,我让学生写学习小论文,学生在论文中表达了自己对数学的喜爱之情,惊叹数学之美,深深地体会到数学与我们生活紧密联系. 其实数学课外实践活动不仅是新课程的需,更符合我国素质教育,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教育的重方向,既可以提高学生学数学的兴趣,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更可以激发学生对知识需求的欲望和探索创新的精神. 总之,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全面转轨的今天,那种通过反复灌输,强化作业,以外在的压力推动学生的学习进程,使学生只知道死记硬背,而缺乏探求真理热忱的教育方式已经落伍了,作为一名初中数学教师,我认为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数学学科和学生的特点,合理恰当地创设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让他们更积极、更主动参与对知识的探寻、摄取过程中去、赋予数学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课堂中充分体现“数学味”和“生活味”,让学生学到有用的数学,才能真正地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全面培养学生能力的课改精神.

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坚决维护党的制度建设

 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是我们党建立95年来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结晶。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目标一致、相辅相成。思想教育结合落实制度来进行,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也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    关键词思想建党 制度治党 从严治党 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是我们党建立95年來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些重论述,科学阐明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和实践路径。这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精辟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管党治党的重大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牢固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是制度治党的基础。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置是我们党的一大创造。思想建党,旨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教育、武装全体党员,统一全党的思想,永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教育实现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每个党员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从思想上入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必须筑牢思想防线,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因此,每位党员干部从自身的工作、生活实际出发,对党的制度的科学体系、发展创新、执行落实都从内心深处去思考,牢固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通过工作、学习等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将纸面的制度条文转化为社会活动的现实的行为准则,使得党的制度不断被完善和发展,树立和塑造党的制度的权威,巩固每位党员的制度意识,指引规范着每位党员干部的行为习惯。 重视在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既是每位党员应有的工作作风,也是每位党员应有的政治觉悟,是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基础,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基本求,是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用坚定理想信念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必须毫不放松地抓好思想政治建设,点亮党员、干部心中的明灯,使他们自觉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执行党的纪律规矩既靠他律,更靠自律。 二、严格制定、执行制度是落实从严治党的强有力的保障 1927年在浙江嘉兴召开的党的一大就讨论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起点。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定修订了7多部中央党内法规,严明党规党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新形势下推进制度治党积累了成功经验。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还靠制度,必须有坚强的制度作保证。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制度务实管用、系统完备,科学、严格、规范的党的各项制度作为从严治党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锁在抽屉里,制度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对于严格执行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的态度十分鲜明,“不以权势大而破规矩,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例如,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违法乱纪,被依法给予严惩。这些事例无论是谁违犯党纪国法,都一视同仁,严格按照相关党纪国法予以严惩,决不姑息养奸,表明了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理念,表明了党维护人民利益的决心,表明了党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力度,表明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成为全面从严治党重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做出重指示,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的高度,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坚持制度治党,重视发挥制度建设在管党治党中的根本性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鲜明特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着眼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鲜明地反映了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着眼现实与谋划未来的有机统一,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为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形成了以党章为遵循、以责任为导向的“制度群”,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愈益显现,党内政治生态、党员干部精神面貌、执政党自身建设等发生了深刻变化。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 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推进党建的措施和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孤立的。习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倡导思想建党的过程与制度治党的过程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目标一致、相辅相成。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前和基础,影响、规定着制度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只有坚持思想教育先行,才能为制度治党奠定基础。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有力保障,思想建党的经验和成果只有靠制度来巩固和扩展,才能落地生根、行稳致远。说到底,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目的,都是使全党同志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地完成党的使命任务。当前,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求,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意义。 重视从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重优势;坚持制度治党,是我们党对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现代政党治理规律的遵循运用。每位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决定着他自己的行为,是他生活、工作轨迹产生的内部因素;党的各项规章、法规等各种规定、制度,则是影响、制约着每个党员干部生活、工作轨迹产生的外部因素。只有思想意识和法规、制度互相结合,以思想意识作为制度执行的基础,以严格执行作为制度落实的保证,使思想信念的自律与制度规范的他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达到维护、执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的目的,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讲话精神,才能真正使我党的制度建设达到新的科学水平,才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讲话读本(216).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理轩.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人民日报,216-6-28. 3韩冰.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人民日报,215-11-19. 4吕品.以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推进从严治党.中国青年报,217-2-3(3).    

研究生论文法律政策学视角下的民族政策法制化

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在价值、内容、目标等方面密切联系、相互交融,但又有自身的特性。民族政策灵活易变、调整方式多样化,而民族法制则稳定、恒久、程序性强。调整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应重视民族政策的“法制化”,将基本性、长期性的政策纳入立法调整。民族政策的法制化大多遵循从政策调整到政策成熟再到形成立法的过程,并非所有政策都应转化为立法,而须对政策的内容加以甄别。应“为政策立法”,即以法律手段保障政策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制定程序性规则,确保政策制定的规范化、民主化。 关键词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法律政策学,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4-4175(217)5-123-6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必须处理好民族政策与民族法制之间的关系。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在价值、内容、目标等方面均存在交叉融合之处,民族政策是民族法制的基础,它指明了民族立法的根本方向和基本原则;而为政策立法,逐步实现民族政策的法制化,则是依法开展民族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需求。在国内外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的新形势下,脱离民族法制的民族政策,或者脱离民族政策的民族法制,都不足以担当调整民族关系、化解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发展的重任。必须结合二者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综合性分析,才有可能获得相关问题研究的重大突破。同时,推进民族政策法制化,也需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保证工作有序开展。本文借鉴法律政策学的视角和观点,希望能为民族政策法制化研究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民族政策与民族法制的关系辨析 民族法制与民族政策密切相关,处理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民族政策,是指国家机关或政党为解决民族问题而制定并求有关组织和个人遵循的行为規范;民族法制,则是指国家制定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总和。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既有一致性,又有明显区别。协调国内民族关系,不仅需正确的民族政策,而且必须有健全的民族法制,才能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受侵犯,才能保证国家各项民族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二者的一致性方面,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在价值基础、内容、目标上都有许多共同和交叉的地方,它们都是为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几乎所有的民族法规都表达了一定的民族政策求,民族政策有时也以民族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都能够有效地发挥政策和法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优势和作用。此外,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以政策作为立法的基础,这是多年来的重手段和实践经验。 民族政策与民族法制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但在其制定机关、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实施手段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其一,民族政策在内容上涉及的范围更宽泛,具体可能包括宏观指导、调控、利益分配等内容,而民族法制的内容更集中、更有系统性,主涉及权利义务的分配,或者权力、职责的赋予。其二,民族政策的表现形式较灵活多样,指示、命令、倡议各种形式都可,而民族法制的表现形式相对单一,必须符合法律的规范性求。其三,在时间效力方面,一些民族政策是短期性、暂时性的,而民族法律法规则普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其四,民族政策的约束力主针对政党或国家行政体系本身,对于普通的社会主体仅有引导力和号召力,不具有必然的约束力。因此,政策实现的方式在于政党或国家机构的贯彻实施以及民众的响应。与政策不同,民族立法通常不仅能够约束国家机关,还能够约束一般的社会主体(法人、社团、公民等)。同时,法律的实现以强制力为后盾,其效力强于政策。由此可见,民族政策与民族法制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不能把二者对立或等同起来,也不可过度强调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 基于上述差异,在调整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时,应注重民族法制与民族政策的特点,合理发挥二者的作用。从历史实践来看,民族政策的优势在于重政治指导,原则性强,具有灵活、易变的特点,适合应对短期或突发的关系和事件。但由于不具备法律的稳定性和恒久性,民族政策不适宜于规范和调整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尤其当执政党出现路线错误时,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便会出现偏差,这不利于少数民族各项权利的保障。长期的或者成熟的民族政策向民族法制转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同时,民族政策向法律的转化也看时机是否成熟、条件是否具备。如,在转型期社会,一些民族问题尚处于新出现、不稳定的状态,国家对于这些问题的调整尚处于摸索和经验积累阶段,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不应当急于制定法律法规,而宜使用政策性手段加以调整。 同时,政策性调整的手段比法律更为丰富,它可以包括指令、号召、引导、鼓励等多种方式,尤其适宜于一些法律手段不宜调控的领域或事件。在立法仍属空白的领域,先行的民族政策还可能引导民族法制发展和变革的方向。德国比较法学家茨格威特·克茨在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对法律的影响后指出“……这绝不是说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律不受政策的影响。恰恰相反,即使在西方国家,每一项法律规则也都具有或明确或模糊的政策背景,否则是几乎不可能理解法律是如何产生或在实践中是如何使用的。实际上,许多制定法都有意地寻求推进重建社会生活的某些经济的或社会的政策。”1519-52 以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作为民族立法的基础和依据,这是党和国家多年来的重手段和实践经验。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多年的实践中经受了检验,证明了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它包含着民族立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又为民族立法的内容供了基本依据。但同时,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重视和发挥民族法制的作用和功效。民族政策原则性强,灵活易变,适合应对短期或突发的关系和事件,但由于缺乏强制性,又不具备法律的稳定、恒久、公开的特点,因此不适宜用于调整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须重视民族政策的“法制化”问题,即将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的大政方针纳入法制化、程序化的轨道。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民族问题是现实政治的最佳选择。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制度性和普遍性规范,政策是工具性和特殊性规范。法律的内在特征强调稳定,一视同仁,而政策则可机动灵活,有所偏重。以灵活性见长的政策并非无所作为,但它只能在法律制度的制约下补苴罅漏,或是在不违背法治精神的前下,对社会生活中某些处于不利状态的特殊群体或事项作倾斜性照顾。“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合法性是法治社会中不可逾越的门槛。法治不仅是法律的准绳,更是政策的紧箍咒。”2 二、民族政策法制化的历史考察与现存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建设是同时开展的进程,国家既根据需制定和发布民族政策,同时又制定民族法律法规。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不存在民族政策“法制化”的命题。而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个命题,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家调整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心始终在于民族政策,民族政策的数量、质量、实践经验以及现实作用都明显强于民族法制。在民族工作领域“重政策、轻法制”的状况始终存在,民族法制体系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早在上世纪5年代,彭真就指出“党的政策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并且把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3492时至2世纪8年代,伴随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的深入,国家开始逐步强调民族法制的重性,并积极开展民族法律法规建设。由于民族政策在文本和实践两方面都为民族法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民族法制建设的过程,许多情况下即是民族政策法制化的过程。 经过3多年的努力,数量众多的民族政策已经实现了法制化,相关的民族关系也已转化为法律关系,受到国家法律强制力的保障。具体来看,在基本民族政策方面,新中国建立前后就已形成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重政策,已逐步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得到体现,从而实现法制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章专章规定“民族政策”,其第五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第五十一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可见,《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本身也可视为宪法性文件,作为新中国民族法制的奠基。《共同纲领》之后,从1954年《宪法》到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党和国家的基本民族政策伴随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而基本实现法制化。由于基本民族政策的全局性、重性、长期性,实现法制化十分必,相关政策通常由《宪法》或者《民族区域自治法》等高位阶的法律加以界定和保障。 在基本民族政策实现法制化的同时,一些具体民族政策也逐渐由政策上升为法律。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为例,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7年代末,国家主依靠一系列民族政策调整民族教育关系,相关民族政策实践为民族教育立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教育法制出现大规模的建设高潮469,1982年的《宪法》、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1993年的《教师法》、1995年的《教育法》、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等高位阶立法均对民族教育问题作出了规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也针对民族教育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多个地方的立法机关则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民族教育的专门法规,如广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条例》(1992年)、黑龙江的《黑龙江省民族教育条例》(1997年)、云南楚雄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1993年)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基本民族政策非常必,并且已经初步实现了法制化,那么具体民族政策是否亟待法制化,则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长期性的具体政策,例如少数民族特定文化权利的保护,的确有通过立法清晰界定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救济手段,实现法制化的必,而对于短期的、暂时性的具体政策,当政策目标达到,或者社会条件变化以后,政策本身即失去效力,没有纳入立法调整的必。 从我国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现状来看,当前存在的问题主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程度不足。一些重政策仍未实现法制化,相关民族工作仍主以政策为指导,任意性太强,稳定性不足。此外,一些政策虽已实现法律化,但法律的效力层级不高,或者操作性不强,未能良好地发挥法制的保障性作用。例如,一些涉及少数民族特定权益保护的事项,依然仅依靠政策调整,或者缺乏高位阶的统一立法,这不利于相关权利、义务、职责的划分,不利于权利救济和法律责任追究。如清真食品管理问题涉及广大穆斯林的长期利益,事关重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有零星的地方立法,未立法的地区仍依靠政策调整,这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清真食品的标准、生产运输经营流程、监管措施、法律责任等事项。24年以来,在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的努力下,行政法规性质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的立法准备工作正逐步展开,相关政策和地方立法将进一步实现法制化、统一化。与此类似,涉及少数民族长期、特定权益保护的其他事项,宜逐步推动相关政策实现法制化,如少数民族殡葬管理、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管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少数民族教育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等。 另一方面,在民族政策法制化程度不足的同时,已经由民族政策转化而成的民族立法,仍存在政策烙印明显,规范性、逻辑性不足等弊端。例如,“规范性”是法律的重特征,它强调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完整性,一条完整的法律规范包含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个素,其中法律后果体现了法律的强制力,也是保障法律不被任意忽视或违反的重因素。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制裁作为附属物乃是一个绝对必的条件,亦即一项法律规范得以存在和得以有效的根本标准。”5342缺乏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与道德、习俗等一般社会规范难以区分,法律效力受到严重影响。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例,其中许多规则在逻辑结构上仅有假定条件、行为模式部分,而缺乏法律责任,如果它的配套立法也未对其逻辑结构予以完善,则易导致《民族区域自治法》已被违反,但不明确违法者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应当如何追责。没有对法律责任的明确界定,法律就失去了应有的强制力量,从而与倡导性的政策措施无异。不仅如此,部分民族立法的法律“品性”不足,还体现在程序性規定的缺乏,这导致相关实体性权利救济困难。结合现实案例来看,由于程序性规定缺失,侵害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尤其是集体性权益)的行为,或妨害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行为,常缺乏有效程序——特别是司法程序的救济。实践证明,解决权益纠纷,处理违法行为仅靠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完善民族立法的程序性规定,强化司法救济手段,才能有效发挥民族法制的权益保障功能。   此外,民族法律法规在用语上的政策化倾向,也是民族政策法制化不彻底、未割断政策脐带的表现。立法语言应当符合法律语言的基本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民族立法的用语在严谨性、明确性、专业性、专门性等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精准专业的“法言法语”未能一以贯之,而“鼓励”“帮助”“指导”“群众”“干部”等含义不明的政治化、政策化用语则成为独特的风景线。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例,其中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实用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大力推广实用技术和有条件发展的高新技术,积极引导科技人才向民族自治地方合理流动。”这类规则中的动词体现出引导、号召的政策式话语的特征,作为政策用语,它们具有原则性、灵活性的特征,但作为法律用语,却不符合专业、严谨的求——“帮助”“大力推广”“积极引导”是否理解为国家的职责和义务?如果不作为,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用语的不专业势必导致含义的不明确。对此,国家立法机关在修改过程中显然已注意到上述问题,如21年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即将第六章“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更名为“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这即是立法语言专业化的体现。与此相应,更多的民族立法应摆脱政策化语言的影响,以便更符合民族立法形式合理性的外在求。 三、民族政策法制化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民族政策法制化的一般过程 在调整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时,应更多依靠民族法制,进一步促进民族政策法制化。将一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并非消解政策,而是能够更有效地保障长期性政策的效力。中国在民族政策法制化的进程中积累了诸多经验,一般而言,相关政策达到稳定、成熟的状态,这是实现法制化的前条件。 所谓“稳定”,即政策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以及政策本身需相对稳固,而不是处在暂时的或者变动不居的状态当中。例如,针对现实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势变化及时出台的民族政策,由于还处在摸索过程中,需根据现实情况的变迁不断作出适应性调整,这类政策转化为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再如,一些应对突发民族问题的政策,本身是暂时性的,当社会条件改变或者问题解决时,政策即告终止,这类政策不宜上升为法律。法律制度通常滞后于社会现实,它是对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或者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回应和保护。同时,法律一旦制定,即不可朝令夕改,其灵活性无法与政策相比。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而言,法律同时具有前瞻性,可以发挥引导社会变革的功能。如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很多经济社会关系靠法律建构、调整,而不能机械地等待政策成熟。 所谓“成熟”,即民族政策已经经过充分实践,在接受科学的政策评估后,被认为效果良好、切实可行。成熟的政策应当获得社会认可,比如在价值观念或制度上已基本达成社会共识。在调整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时,政策较之法律对社会的反应灵敏,且弹性较大,当制定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时,可先由政策调整,并在实践中反复修改、完善。由于稳定性求高、修改程序严格,民族立法的出台尤需审慎,如立法条件不成熟,则易导致法律过于超前、缺乏操作性、负面效果明显等问题。 以瑞典民族政策法制化的实践经验为例。瑞典曾是“一种语言、一个种族和一种宗教”的同质社会的典型,“二战”成为瑞典民族文化从同质向多元转变的起点,战后,大量的战争难民和劳工移民迁入,瑞典的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日益突出,移民问题成为瑞典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问题。战后初期,瑞典的同化主义立场十分明确,其后同化政策在内、外部压力下受阻,效果不佳。1968年瑞典正式建立移民委员会,委员会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调查移民在瑞典遇到的问题,对政府的移民政策进行评估,对移民和少数民族团体在语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诉求进行调查6。委员会出了一系列解决移民与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在1975年被议会采纳,正式确立为法律,从而奠定了瑞典的基本民族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础。由此可见,一国民族政策的法制化通常沿着一个大致的轨迹,即面临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政策调整→政策修正→政策成熟→形成立法。 (二)民族政策法制化在内容上的甄别 在当前的民族工作中,应更多地依赖法制,促进民族政策法制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盲目地把政策上升为法律,用法律替代政策的功效,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宜用政策加以引导的,则不应由法律硬性约束。有些急需的可以直接立法。”7258那么对于民族政策而言,哪些需法制化,哪些适宜继续使用政策调整呢?首先,如前所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民族政策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它们的基本内涵已经实现法制化;需进一步完善的是促使相关民族立法更具有可操作性,更能发挥实际效力。如在民族平等问题上,需制定和完善反歧视立法,有效遏止各种民族歧视行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上,应通过完善配套立法和自治立法,真正把《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 与基本民族政策不同,具体民族政策的法制化更需具体分析。如前所述,政策的法制化需以稳定、成熟为条件,暂时性政策不宜上升为法制。而民族政策究竟属于长期性还是暂时性,通常由其内容决定。以民族优惠和照顾政策为例,这些政策旨在促进民族发展,或满足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需求,大量的优惠和照顾政策分别为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而设立,这些政策指向的客体在属性上存在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少数民族权利理论把民族权利分为“共同领域”与“分立领域”两大类,前者指包括多数人和少数人在内的全体成员基于共同需求、依从共同的规则进行互动的领域;后者指属于民族、宗教或语言上的少数人群体成员维护其群体特性和认同的领域8。 在共同领域内,政策目标在于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对社会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赋予或升他们参与公平竞争的能力,如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予以倾斜,特别是供高社会参与和融入能力的语言培训、技能培训等。重的是,针对共同领域权利的政策,其宗旨并非在于维持群体之间的差异,而是为了在共同领域中创造和恢复实质平等;一旦政策目的达到,就不应再继续实施,否則将导致反向歧视。针对共同领域的政策在优惠方式和手段上需细致考量,在强度、时间、地域上也需具体分析①,国家应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定期评测各民族或地区实际的发展情况,并以此作为政策调整的依据,当优惠的目的达成或条件消失以后,应当逐步克减、直至取消。共同领域的少数民族权利具有变动不居、非永久性的特点,这使调整相关问题时适合运用政策手段,通常不宜上升为立法。 与此不同,在分立领域内,政策的任务在于通过特别措施认可并维护少数民族的族群特性。特别措施的合理性依据在于“族群-文化”多样性的求,在当代占居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或其他强调民族平等的政策,均认可和保障少数民族维系和传承其族群认同和传统文化的求。由于民族特性和认同的保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不同于共同领域的优惠政策,特别措施的延续相比之下是长期性的9。 检视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及立法,优惠政策或特别措施在形式上已相对完备,问题在于,由于对上述两个领域未作明确区分,在实践中哪些宜用政策调整,哪些宜用法律调整,显得并不明确。笔者认为,调整共同领域的政策不宜法制化,相反应建立科学、细致的评价机制,定期对政策进行分析、评估、调整、限制。而对分立领域的政策,则应充分意识到其长期性的特征,对于条件成熟的应当上升为法律。例如,少数民族对其语言文字的传承,对其风俗习惯的保持均属“分立领域”的权利,将相关政策法制化更有利于权利保障。实践中存在错将分立领域与共同领域混淆的观点或做法,例如长期不对共同领域的优惠政策加以限制、克减,实质上已经导致反向歧视;或者认为经济社会发展至一定程度,即可取消分立领域的特别措施,两种倾向均易损害合法权益,甚至诱发民族矛盾。 (三)为政策立法——民族政策的法制保障 在当代社会,但凡重、长期的政策多会转化为立法,而民族政策的法制化不仅指从政策向法律的转化,同时还有“为政策立法”之意,即以法律手段保障政策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法治并不排斥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规范,为政策立法并非以法律代替政策,而是试图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供法律的原则、程序和界限,防止政策偏离法治的轨道。为政策立法主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防止政策决策、政策实施的随意性。法律供刚性的实体规范和严格的程序规则,使多变的政策不至于迷失方向2。 在历史和当下的实践中,一些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存在违反法律的精神、原则或者具体规范的现象,“政策违法”不仅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同时也违背了基本民族政策的求。例如“文革”时期,极“左”的政治空气导致一些民族政策严重失当——民族自治地方被撤销、肢解、代管,少数民族的一些权利被任意取消,等等。“文革”期间民族政策失当的深刻教训在于,政策的制定一旦逾越法律的界限,就会导致轻率、专横,就极有可能践踏权利。对民族政策进行合法性审查十分必,政策的制定必须于法有据,而政策的内容不得与民族立法相违背——违法将导致政策无效。 “为政策立法”还表现为制定程序性规则,确保政策制定的规范化、民主化。规范化是现代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都求遵循规范化原则,以避免随意、专断和个人意志左右的政策出台。同时,为保障民族政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通过立法来确定议事规则就显得至关重。《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有学者指出,民族自治地方应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协商民主决策机制,参加决策活动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与决策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特定民族的人大代表或工作人员,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群体的人大代表或工作人员。为保证协商过程有序、公正、充分、真实,“应当制定规范协商民族决策程序的法律法規,对参与协商的不同主体的权力和责任、协商的步骤、方式等问题作出明确而细致的规定,而民主协商的参与者则应严格按照程序规则的求从事相关活动。”1法律不仅能够确保政策制定的规范化、民主化,同时还借助各种行政程序规范,确保行政主体在执行民族政策时,必须遵循一系列步骤、顺序、时限和方法,并且做到权责一致、有责必究。 当然,民族政策法制化的更高目标,在于实现调整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的“法治化”。“法治化”不仅指民族政策向立法的转化,它同时求从执政党到各级国家机关充分树立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法治观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机关在处理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时首先应以法律为依据,并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制定各类灵活的政策措施。同时应充分发挥民族法制和民族政策各自的“比较优势”,并逐渐确立民族法制的主导地位。 注释 ①如在高考加分问题上,单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不平等,优惠措施应当惠及整个地区,而非考虑身份群体,因为受到影响的单位显然是地域而非民族;而由于汉语及其知识传统因素导致的不平等,可以族群身份作为加分依据,但又无法考虑到个体差异,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通过加试民族语文而予以特别加分。 参考文献 1茨格威特·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胡平仁.法律政策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基础J.湖湘论坛,21(2). 3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成有信,等.教育政治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杨洪贵.瑞典少数民族政策评述J.世界民族,28(5). 7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8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2. 9李剑.少数民族人权——权利分类与对应性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212(4). 1田钒平.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协商民主决策机制的完善J.民族研究,21(4).